南香红（右）在浙江义乌的崇山村采访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的当地村民。
1. 《没有结束的细菌战》，南香红著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出版。
2. 1997年8月11日，中国原告团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交诉状后召开媒体发布会。
展开剩余90%3. 刊载于日本《世界》杂志的图片，三个被绑的中国人将被用于人体实验。
4. 土屋公献（右）在东京街头向日本民众宣讲细菌战。 本版为受访者供图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“抗战题材电影”备受关注。近日，电影《731》热映，该片讲述了抗战胜利前夕，侵华日军为扭转战局，在黑龙江哈尔滨平房区开展细菌战研究，屠戮百姓进行人体实验的罪恶行径。在日军731部队的直接参与下，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多地及东南亚地区建立细菌战组织体系，留下人类至暗一页。随着电影《731》在全球多地上映，这一曾被遮蔽的历史再次回到公众视野之中。
当影像以震撼的画面唤醒大众记忆时，著名记者、非虚构作家南香红早已用23年光阴，以文字深耕于这段历史的土壤——她追随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，跨越浙江、湖南，远赴日本，走访细菌战受害群体，最终凝结成60万字巨著《没有结束的细菌战》，将银幕之外更详实、更立体的细菌战真相，从历史尘埃中层层剥离。
2002年，调查侵华日军细菌战是南方周末报社指派给南香红的任务。令她未曾想到的是，这项任务直至今日仍未“完成”。如今，她早已退休离开媒体，而调查、记录细菌战相关事宜，成为她个人主动承担的使命。
南香红关于细菌战的第一本书是《王选的八年抗战》，出版于2005年。该书以细菌战诉讼一审败诉为切入点，讲述了为细菌战受害者奔走诉讼的王选的故事。
从2005年到现在，二十年间，细菌战相关的诸多事态仍在持续发展，更多曾被遮蔽的隐秘事实逐渐被揭露。与此同时，细菌战受害者在不断离世，而细菌战相关信息至今仍是日本的国家秘密。中日两国之间因历史问题产生的摩擦不时发生，南香红自身对细菌战这一选题的认知也在不断深化。正是基于这些因素，她认为有必要再次提笔书写细菌战，这也成为她写作《没有结束的细菌战》一书的重要原因。
在中国东北的日本731细菌工厂，强壮的中国男人体内被注入了鼠疫、霍乱、炭疽、鼻疽、破伤风、气性坏疽等各种病菌，成为培养细菌的活体，他们被关在秘密的牢房里，观察、取样，放血，然后被送上手术台解剖，最后被投进焚尸炉里烧成灰烬。而用他们的身体培养出来的细菌，却活着，被制造为致命的细菌武器，配合作战，撒播或投放到中国人口集聚的重要地区……
直到今天，细菌战仍然是日本国家最高层的“taboo”（禁忌）：不承认事实，不公开资料，不道歉赔偿，对受害者的诉求置若罔闻。中日之间的历史纠缠，近代尤甚。中日战争一直是两国之间绕不过去的巨大沟壑，细菌战问题是其中犹在流脓的疮疤。被害者与加害者，细菌战问题如一块巨大的骨头，梗在中日两国的喉咙间。如何揭开历史真相，如何看待这场战争，如何面对和解决战争遗留问题，已经影响着中日两国的现在和未来。
——摘自《没有结束的细菌战》序言
南香红表示，很多人只听说过731部队，但不清楚它和细菌战背后的联系。“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很偏的老历史话题，但我告诉大家，其实细菌战不是历史，是今天还在延续的现实。”
2015年，她沿着浙赣线采访，这里是日军当年实施细菌战的战区，她见了很多烂腿老人，他们从几岁时就开始出现溃烂，渐渐糜烂至骨头，烂了一辈子。“这是疑似日军炭疽菌、鼻疽菌造成的溃烂，对这些老人来说，战争还在他们身上延续。”
731细菌工厂和细菌战的残酷，已然成为历史。但细菌战带来的一系列问题，则一直延续到现在。在南香红看来，细菌战仍是一个巨大的历史“黑洞”，各方对细菌战历史的挖掘、对受害者的关注和抚慰还远远不够。在讲述写作初衷时，南香红坦言道：“不能让牺牲者白白牺牲，要让他们的牺牲成为人类共同的经验，不要让他们被遗忘在历史的尘埃中。”
访谈
“在整个抗战的正面冲突背后，一直隐藏着一场细菌战”
南都：你花数十年时间跟随王选调研细菌战受害群体，在跨越浙江、湖南乃至日本的探访中，哪个受害者家庭的故事或某个瞬间，让你坚定了用60万字篇幅记录这段历史的决心？
南香红：起初我打算撰写这本书时，并未料到会写出60多万字，这是在后续写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结果。2007年细菌战诉讼结束后，该诉讼事宜暂时告一段落。然而，此后王选等人仍持续开展调查工作，细菌战的相关资料也陆续得以披露。例如，2009年我曾陪同王选前往日本，当时是日本的市民团体邀请中国受害者与日本参众两院议长会面。他们认为，既然司法途径已然走完，那么是否存在其他办法能让此事得到解决？
于是，日本民间积极开展活动，包括邀请中国受害者前往日本提供证言、参加政研会以及会见参众两院议长等，期望通过这些方式促使日本公开相关资料，从更高层面解决这一问题。此类活动从未间断。
此外，2011年，731部队重要成员金子顺一的论文在日本国会图书馆被发现，这有力地证实了细菌战在中国的实施情况。这一发现对于细菌战加害方而言是极为关键的证据，也是对诉讼证据的重大补充。
后来，我们接触到大量疑似炭疽感染的烂脚病人，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诸多事实尚未揭露，中国受害情况的调查也并不全面，受害者也未得到应有的精神抚慰。因此，我觉得有必要再次提笔书写此事。
南都：关于细菌战，目前还有大量事实亟待梳理清楚，新书与之前的长篇调查报道《王选的八年抗战》相比，在历史细节挖掘上有哪些新的突破或补充？
南香红：当年撰写《王选的八年抗战》时，我更多关注的是细菌战、王选他们的诉讼以及问题的解决等方面。而这次的新书增添了许多内容，相比上一本，它的视野更为开阔。
比如，对于细菌战的认识。细菌战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运用细菌武器，其危害性不容小觑。在当时的世界战争、人类战争中，它实际上是最为先进的武器，属于生物化武器范畴。因为在1940年代，青霉素还未出现，所以在那种情况下，细菌战是非常先进的作战手段，因为你没有特别有效的防疫方法。这书中不仅有对细菌战本身的认识，还涉及使用该武器后会造成的影响、需要采取怎样的防疫手段，以及当时中国是否具备防疫能力等内容。特别是在中国一边进行正面抗战，一边还要预防细菌战的情况下，这对国家的正面抗战造成了诸多干扰。实际上，在整个抗战的正面冲突背后，一直隐藏着一场细菌战。
南都：在挖掘具体史料时，你遇到过哪些来自历史遮蔽的困难？又是如何验证这些史料真实性的？
南香红：十年诉讼所认定的事实是，日军在1940年至1943年期间，持续在中国浙江、湖南等地使用鼠疫和霍乱两种细菌武器。从目前各方的材料来看，实际情况远不止如此。他们在中国大面积、多次使用细菌武器进行攻击。然而，这些武器具体投放地点、使用的菌种以及造成的伤害和损失程度，目前均不明确。
由于日本方面至今未公开有关细菌战的档案，学者们只能通过一些途径了解情况。比如苏联对参与细菌战人员的审判情况、被俘日军中参与细菌部队的军官和老兵的供述，以及现有的美国档案和日本透露的部分档案。由此可知，日军投放了大量多菌种的细菌，且在中国多个省份使用过，基本除青海、西藏、新疆外，其他地区均有涉及。但目前关于细菌战的具体情况仍不清楚，可以说对细菌战事实的挖掘只是冰山一角。
对于我们记者而言，一方面要履行记者职责进行报道，另一方面还需深入研究，查看相关档案，明确事实细节。在挖掘事实的过程中，必然会面临诸多困难。只能依据现有档案和已确认的事实进行撰写并传播给大众，对于不确定或疑似的情况，需保持谨慎态度。
总体而言，细菌战的具体情况仍有待未来进一步研究，也期待日本政府能够公开相关材料，无论主动还是被动，至少要拿出材料供大家研究，展现出应有的态度。
南都：你曾在媒体深耕多年，如今转型非虚构作家，从“新闻报道”到“长篇纪实写作”，在记录细菌战这段历史时，两种创作身份给你带来的视角差异是什么？如何平衡新闻的客观性与文学表达的感染力？
南香红：我尽力去把握事实本身。因为事实本身的暴烈性、强大性，以及其蕴含的丰富内容，本身的分量已然足够，无需再添枝加叶。如果添加过多内容，反倒会画蛇添足。你不必向读者表明自己很愤怒，或是强调某些人很坏、很残酷，而应让事实说话。只需把事实阐述充分、研究透彻，读者自会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他们想要的结论。我认为，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，讲好事实即可。
然而，长篇非虚构作品也有其自身要求。仅仅陈述事实是不够的，它不能仅仅像一份报告或一篇论文。长篇非虚构文学需要面向大众传播，既然是大众传播，就要有吸引力，就得会讲故事。这就需要运用讲故事的方法，比如借鉴小说的一些方法概念，像挖掘事件的冲突性，抓住矛盾和冲突，将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之中，让人物做出选择，等等。有很多方法都可以运用，但绝不能对事实进行夸张、想象、臆想或进行没有根据的猜测。
就像《广岛》一书的作者所说，我们站在事实的边缘，如同站在雪山边缘，脚下是一片非虚构的冰原，而稍不留意就会坠入虚构的深渊。我们只能凭借事实，一步一步地凿入冰原，才不会坠入虚构的深渊。其实，就是要把事实写好，同时运用一些文学表达手法，但所表达的内容必须全是非虚构的事实。
中日民间合作，促进被遮蔽的历史重见天日
南都：书中涉及中日两国良知人士共同参与调查，在与日本友人合作过程中，他们对细菌战历史的认知态度是怎样的？这些跨国合作是否让你对历史真相的传播有了新的思考？
南香红：细菌战这一事件最早是由日本人揭露的。从森村诚一创作《恶魔的饱食》开始，在此之前就已有记者参与其中。他们揭开了细菌战的神秘面纱，在战后二三十年里一直从事这项工作。相比之下，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行动要晚很多。后来最早到中国展开调查的也是日本人。他们发现了细菌战事件后，便前往崇山村以及浙江的一些受害地区进行调查。帮助中国人发起诉讼。从这些方面来看，自始至终都有日本人参与其中。
战后的日本出现了反战思潮。在这种思潮和结社自由的背景下，日本涌现出许多民间组织。这些民间组织致力于发现历史、保存历史，并为受害者提供帮助。他们所帮助的受害者，不仅包括细菌战受害者，还涉及劳工问题、慰安妇问题等方面的受害者。而且，这些受害者不仅来自中国，还涵盖了整个亚洲以及在欧洲遭受日本侵害的人群。他们前往日本提供证言，向日本人讲述所发生的事情，并通过打官司等方式维护权益。这些人实际上汇聚成了一股力量。
细菌战诉讼因土屋公献的参与而有了新的进展。他曾担任过日本律师协会会长，是日本律师界德高望重的人物。他一声号召，便有200多位日本律师为中国受害者免费打官司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。
每次中国受害者前往日本，众多日本市民团体积极接力。他们帮忙安排住宿，跑前跑后提供服务，制作标语并与大家一同游行，甚至准备好饭团等物资。可以说，细菌战诉讼得到了日本各界的大力支持，包括事实发掘、学者研究等方面，各方人士纷纷加入，形成了一场颇具规模的运动。
原告团背后有三股重要力量，分别是日本律师团、日本市民支援团体以及中国原告团。实际上，正是这些力量汇聚而成的民间力量，推动了整个诉讼进程。这场诉讼不仅是为了胜诉，更重要的是搞清楚事实。它带动了细菌战事实的调查，让原本在中国被遗忘、被遮蔽的历史事实得以重见天日。通过让受害者讲述经历、整理他们的过往，完成了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。所以不光是诉讼本身，对历史的整理、对日历史的重新认识，也是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
南都：从开始关注细菌战议题到如今，多年来公众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发生了哪些变化？日方政府、法院对犯罪历史的认定、日本民众社会对此的认知经历了怎样的变化？
南香红：有了很大的变化。例如在法院层面，日本的三级法院，即地方法院、中级法院和最高法院，均认定了中国180位原告所提交的关于鼠疫和霍乱受害的事实，并且三级法院均认定日本政府违反了国际法，具有国家责任。
在日本方面，我认为中国受害者多次前往日本作证，这本身也是一种教育。而且在此之前，日本的市民团体举办了一场731部队巡展。这场巡展从北海道一直办到冲绳，几乎覆盖了整个日本，参观人数众多，相关情况我在书中均有记载。
在中国，通过诉讼，崇山村建立了自己的纪念碑，细菌战原告常德桃源县李家湾的李宏华也为其村庄树立了纪念碑，衢州和宁波分别设立了各自的纪念馆。从这个角度而言，这让更多人了解到相关情况。这几处纪念馆均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常有小学生、中学生前往参观。我认为相较于几十年前，这一过程有了很大进步。过去若询问大家，可能多数人都对细菌战一无所知，而如今，很多人都知晓细菌战这一事件，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变化。
南都：最近电影《731》热映，以影像聚焦同一历史议题，你认为文字纪实与电影这两种载体，在呈现细菌战的残酷真相、传递受害者苦难上，各自有着怎样不可替代的价值？
南香红：我也去看了这部电影，我认为这类题材的出现十分必要。以前这类题材的作品太少了，实际上，这个题材可用于创作多种影视内容，如纪录片、电影等。从不同角度讲述不同的故事，能衍生出丰富的作品。过去此类作品太少，所以我希望这类内容能不断增多。电影只要走进电影院就能观看，如今手机短视频也能发布很多电影片段，其传播力十分强大。文字也有自身的特点，它有足够的篇幅，可以更详实地呈现内容。另外，文字构建的世界与影视呈现的有所不同，二者各有千秋。无论是文字作品还是影视作品，都应更多地关注此事。在关注的同时，能让更多人了解这件事，避免它成为被遗忘的历史。
南都：结合电影的热度，你认为未来还需要通过哪些方式（如文字、影像、公益行动等），让细菌战历史不被遗忘，让受害者得到更多关注？
南香红：举个例子，几十年来，日本针对当年被投下原子弹这一事件开展了诸多工作。他们让作家进行书写创作，通过影视作品呈现，还举办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，比如孩子们放飞纸鹤、点亮和平灯笼等。每年，日本都会举办国际化活动，不仅是日本国内参与，还会邀请各国政要等。如今，广岛已成为世界人类共同纪念的场所。
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申请诺贝尔奖已有30多年，并非去年突然获奖。他们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进行民间调查。当时，政府公布两颗原子弹造成的死亡数字是5万人，但他们并不相信。我曾采访过相关民间人士，书中也有记载。经过民间调查，他们最终认定死亡人数为50万。他们将这一数字提交给联合国，最终得到了联合国的认可。多年来，他们不断申请诺贝尔奖，30多年后终于获奖。
而在中国，细菌战很少进入国际视野，这与我们过去对这件事接触不足、关注不够以及研究欠缺等因素有关。所以，今后只要有人想纪念此事、铭记此事，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。任何方式其实都很好，都是在凝聚力量。
今天，180个原告中在世的人已不多，只有几十个。这些人是直接遭受细菌战危害的，比如当年感染疫病的幸存者、被害者遗属等。此外，还有一些受害者并没有参加诉讼，成为原告。烂脚老人通过我们呼吁开展医疗救助，让180多位老人的脚得以治愈。然而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些人的数量会逐渐减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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